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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图，源自视觉中国。
摘要：
重新回到项目组，情况比张睿想象得复杂。领导回避的眼神，令他想了很多种可能性：或许领导不想别人觉得招来一个嫡系，影响之后发展？或许担心他因此被其他同事疏离？张睿最后决定，假装不熟。这是30岁的程序员张睿从正编转外包岗之后的处境。
去年以来，脉脉上不乏讨论正岗转外包的帖子，一些是公司劝说员工签约外包公司，另一些是失业后找工作难，不得不考虑外包岗，其中不乏头部大厂做了五年以上的前端开发、内容运营和产品经理岗的员工。
随着彼此熟悉，张睿发现自己所在的10多人外包团队里，有一半来自大厂正编。在一些行业报道中，也呈现出程序员群体“去正编化”的势头，211院校、海外院校毕业的人并不少见。
文｜魏荣欢 编辑｜陶若谷
去正编化做入职介绍的时候，张睿发现领导的眼神在躲避。那一刻，他知道自己是“外人”了，领导大概不愿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关系。
领导是他的前领导，之前张睿在京东做正式员工，和领导关系不错，每个月私下约饭。那是两年多前，二百多人的业务线被砍，包括张睿在内的大部分员工被裁。领导转岗到新项目组，正缺张睿这样的设计人员，但只能是外包岗。
因待遇、权限较低，不稳定，缺乏晋升机制，外包岗在互联网圈一直在鄙视链底端。更要命的是，工作内容单一、重复、非核心，成为“污染简历”的元凶。这些张睿都清楚。他上一份工作在高德做驻场外包，一年半。
办公室在一间会议室里，没有工位，但对接外包的正式员工也跟他们挤在一起，这种办公形式一定程度稀释了“外人”的感觉，如果不太留意工牌颜色的区别——外包是绿色的。不过私下他们从不约饭，在张睿所在的业务线，外包只和外包约饭。
这层暧昧不明的窗户纸隔开双方，这次重新回到项目组，情况比他想象得复杂。领导回避的眼神，令张睿想了很多种可能性：或许他不想别人觉得招来一个嫡系，影响之后发展？或许他为张睿着想，担心他因此被其他同事疏离？张睿最后决定，假装不熟。实际上这也让他更好受，一起食堂在吃饭，外包员工需要用手机支付，付款的语音播报听起来刺耳，他不想成为一撮人里唯一发出声音的。
对权限的边界，张睿十分小心，无论多细节的小事都会把自己的想法梳理成建议，提供给对方做决策。正式员工也会很小心，避免显示权限优势，也不会跟外包起争执。“尽量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”，张睿形容这种刻意。
在另一位大厂程序员的记忆中，外包人员非常客气，统一称他们“老师”。即使发现他们代码写错，也不会直接指出，而是发来一串正确的，“老师我可以帮您改一下，或者您要改的话可以把这个代码复制上”。这名程序员在回复里表达十足感谢，叫对方“哥”，让对方说话不用这么客气。但他私下也提醒别人，尽量不要去做外包。
被裁和做外包，让张睿有种“被职场否定”的感觉。他今年30岁，担心到35岁再混不到管理岗，更不好在行业立足。为了消除这种被挑选感，他自学AI，还在项目里试着应用，尝试做出一些成绩，以便找工作。
但以外包身份回到京东，免不了见到熟人。被一个之前认识的同事路过看到问，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他答不上来，巴望对方赶快走。转正回流的事，领导帮忙申请两回都失败了，据说之前正编离职时拿过“大礼包”，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资料图，源自视觉中国。
2024年5月底，京东裁员冲上热搜，一位物流板块的员工对媒体透露，今年将通过梳理人力资源、调整外包比例、降低包材成本、优化在库出库等操作，实现降本增效。
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系教授崔丽丽分析，互联网行业目前缺乏一个全新的技术革新，也从增量市场转入存量市场，发展策略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尤其在经济下行的周期中，他们会采取一些更低成本的创新投入方法，去做一些股权或归属关系的切割，体外孵化创新，可以把风险分担出去。
其中，扩大外包比例，相应地裁减正编岗位，令员工们“体感”最明显。一些大厂开始在二线城市设立子公司，把一些非核心业务逐步转移过去。
一位在武汉分公司的大厂设计员工透露，她所在部门十来个人，有三四个员工带着五个驻场外包现场办公，四个总公司的员工远程跟他们对接。她干了一段时间发现，工作内容完全不涉及核心，重要的活儿是总部员工做，她称自己是“内包员工”，和驻场外包员工一样，都是干杂活儿。
去年以来，脉脉上不乏讨论正岗转外包的帖子，一些是公司劝说员工签约外包公司，另一些是失业后找工作难，不得不考虑外包岗，其中不乏在阿里、字节等头部大厂做了五年以上的前端开发、内容运营和产品经理岗的员工。一位标注十年工龄的java后端开发程序员，失业后找了几个月工作，今年夏天接受了外包岗。
随着彼此熟悉，张睿发现自己所在的10多人外包团队里，有一半来自大厂正编。在一些行业报道中，也呈现出程序员群体“去正编化”的势头，外包岗的211院校、海外院校毕业的人并不少见。“boss直聘遍地都是外包岗位”，前美团高级技术经理在公众号上爆料。
存量市场，保住主营业务近几年最火的游戏板块也未能幸免。去年5月，从事游戏技术美术11年的付田宇参与的项目组解散重组。回到求职市场，他发现形势已经变了：像他这样的美术程序策划，现在市场上供大于求。
造成这种情况，跟前些年大厂扎堆入局游戏有关，付田宇认为。他难忘过去游戏行业的荣光——每年都会有一些很爆炸的出来，一款游戏做成了，会是整个公司营收的常青树。即使在疫情期间，“其他行业虽然不行，但是游戏行业很火热。”他记得有款游戏成功出海，40个月给公司带来50亿美元的营收，其中，海外市场的营收占比高达近三分之二。
元宇宙概念出来后，游戏市场卷成了红海。付田宇经常听说，某个默默无闻的画师，到大厂挣到一两百万年薪，这也倒逼企业要以更高的成本才能留住想要的人，产生很大溢价。
然而大部分项目死掉了。付田宇说，从去年开始行业一直在动荡，且越来越多公司成立二级子公司，或者把业务线拆碎，模块化整包出去。他还发觉，创新投资也变得谨慎，如果是市面上没先例的创新题材，没有人会看好，所以大家都在已有成功项目上面做一些微创新，虽然说保守，但是更容易通过。
在经济系教授崔丽丽的观察中，这是企业低成本创新投入的手段。她介绍，在经济下行周期中，互联网企业会采取相对收缩的投资战略，以前投资十个项目，有一两个能成就行，项目也多在体系内做孵化，孵化不成功，人员还可以转岗到其他部门。
资料图，源自视觉中国。
“现在会做股权或者归属关系的一些切割，多采用体外孵化创新。”崔丽丽解释，只做一个项目的投资方，不仅可以切割项目团队运营、人力等各方面成本，加上有其他投资方共担，风险和投入都小得多。
按照她的分析，在存量市场的竞争中，主营业务的成本会比以前高，先保主营业务自然是大厂的选择。外包的业务线，被一些看准时机的高管接手，干脆离职自己成立公司承包之前的业务线。
付田宇有个朋友就是这样。找不到合适工作，付田宇只得给朋友的外包公司干起二手外包业务。基础运维，每个月挣几千块，比之前的薪水少一大半。对他来说，这也是失业期间没有更多选择的一个过渡方案。
做独立游戏是付田宇一直的梦想。过去十多年，他参与过五六个项目，最长的四五年，最短的几个月，都没成。但全家跟着他南北方来回搬家几次。妻子原本在南方一家教育机构做培训老师，也因为搬家辞职，之后断断续续兼职带课。
如今孩子到了入学年龄，在一个地方稳定下来，成了付田宇不得不考虑的事。家庭矛盾不断滋生，他时常与妻子发生口角，前阵子为孩子上培训班吵了一架。绘画、舞蹈、思维和口才，每个都要几万块。他觉得没必要全报，在失业状态，不断消耗积蓄让他紧张。但妻子坚持全报，“说再穷不能穷孩子。”
“外包不接受30+”高级软件工程师陈浩曾在百度的项目团队研发岗6年，亲历过项目从几个人扩招到百余人，又被解散。他和一部分同事内部转岗到另一个创新项目，重新开始。每个创新项目的起落，在他看来都是互联网公司的常事，每次也会涉及裁员，被裁掉的同事尤其是他们这样的研发岗，不愁找下家。
当初创业失败入职百度，陈浩也是盘算着“去那养老”，薪资从两万多涨到四万。在这期间，他追到气质超越自己一大截的妻子，在北京三环买了房，去年有了孩子。每一步，都是父母跟邻居吹牛的荣耀。
近两三年，互联网行业发生变化，多名程序员讲述，原本算是核心岗位的研发随着项目搭建成功，进入稳定运维阶段，也变成重复简单的“拧螺丝”。除了少数技术高工，像陈浩这种工龄久的员工，反而失去竞争优势。今年入夏，项目组二次裁员。之前裁掉一批产品和测试岗，眼看就蔓延到研发。
陈浩难以幸免，被裁的时候38岁。他回到老家东北，想自己组建外包团队，试着接了一家外包公司的二手活。但他发现，想要在当地接到单，得有人脉资源。听说他要回来找工作，同学们话里透出优越感，“外面也不好混”。之前他们聚会，一向是陈浩抢着请客，理由是谁挣得多谁请。
自己做外包团队找不到门道，他开始一天投几百个岗，国企、银行、互联网、创业公司，能投的都投，预期薪资从3万降到2万，再降到1万8。求职市场都一样，超过35岁，成了最大的阻碍。
资料图，源自视觉中国。
失业两个月后，陈浩的心态有些崩溃，急需一个工作找回信心，于是他投了之前劝诫别人千万别去的外包岗。他之前对接过外包员工，内网名字前有个字母V，表示编外，“我觉得太丢脸了，接受不了，我可以做别的地方外包，（但）做不了百度外包”。七月初，他去面试了美团外包岗，但失败了，他猜测主要原因还是年龄。
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跟外包岗hr在招聘软件上的对话，对方说“不接受30岁以上的”。这位网友在被拒绝后感慨：“年轻的时候想去（外包）发展进大厂，发现卡学历。现在年纪大了，卡年龄了。”
又一次面试失败后的下午，陈浩坐了一小时地铁赶去一个保险宣讲会应聘，到了才发现是卖老年人产品，15万单有3000块佣金，无底薪。那天特别热，晒得他汗津津，陈浩突然觉得自己挺荒唐的。也有人叫他回老东家做外包，他拒绝了，“太丢脸了。”
失业也把他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拉到前所未有的紧张。地上掉饭粒，水溅到桌上，站着上厕所，甚至鸡蛋壳没有及时扔进垃圾桶，都可能演变成一场战争。俩人可以几天冷战不说话，各自睡在一间卧室，激烈时候提到离婚。今年4月，他把房子挂到中介，只有一个人有意向，给出的价格是400万，“这才（过了）三年，亏了100万”。
（应讲述者要求配资世界网，文中人物均为化名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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